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迎宾图

出行图(局部)

舞女图

　　饮食是物质文化和社会风俗各部分中最能反映民族和地区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楚国地处南方，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水稻，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较多。楚人以稻米为主食，在楚纪南城内，发现五外有火烧过的稻米遗迹，最大的一处长约3．5米，宽约1．5米，厚约5~8厘米。楚人的基本副食品有鱼类、肉类和蔬菜类为主，这些副食品是从畜牧、捕猎、园圃种植和采集等方式获得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鼎里，就有牛、羊、猪、鸡等，竹笥里也有许多鸡的大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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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居半壁江山。《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二风，诸子散文中的老、庄二子以及屈、宋二家辞赋共同构成楚国文学辉煌的篇章。请阅读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相关章节，以全面了解楚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老子即老聃（图1,老子像），春秋晚期人。《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后人略有增益。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

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所以楚人的精神世界中，保留了许多氏族社会的遗风。当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鬼神迷信的束缚之时，楚人却仍沉浸原始宗教狂热之中。在初期是以拜日崇火尊凤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疆域的扩展，楚人除了保留本氏族的传统信仰之外，还把征服的各地的神灵兼包并蓄于自己的意识之中，逐渐形成多元的信仰。《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即指楚人原始宗教中这种泛神论的倾向。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迎合新的时尚，其信仰也经常改变成分，更换形式。

　　楚人信奉的神灵有天神，如有上皇（太乙）、日神（东君）、云神（云君）、司命（大司命、少司令）、风伯（飞廉）、雨神（屏号）、日御（曦和）、月御（望舒）等；有地神，如有山神（山鬼）、水神（地宇）、土伯（冥主）、海若、河伯（冯夷）、洛嫔（宓妃）、湘君、湘夫人等。还有人神（祖先之神），有祝融、颛顼等。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 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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